这说明，以合宪性解释方式援引的宪法所发挥的功能绝非说理所能涵括。

到了今天，风险社会需要人们对未来有更高的预测程度，以预防当下决定可能产生的未来损失。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具有后果依赖，即预测法律的相关规定或者决定会产生一种预期的社会后果：或者是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可以对环境产生积极的调控。

另一方面，只有那些具有规范重要性的经验事实才能成为规范论证的理由，只有一种差异制造之事实，才会对法律解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劳东燕：《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的方法与立场》，《政法论坛》2018年第2期，第10页。这种变异性/多样性的要求，使得法教义学在方法体系上也要寻求突破，从概念法学到利益法学的转型，就代表了这种要求。而相应的方法，在引入到法律系统之后，也受法律系统之功能定向的影响，而与原生系统中的方法运行产生某种不一致，以因应法教义学的要求，从而实现方法的内在化。比如在基本权利限制当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发展出了有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限制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限制，在有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限制当中又发展出简单的法律保留和附条件的法律保留。

[61]社会相适性又可区分为被动回应社会变动的适应与主动影响社会的调控两种。（2）判决理由的一致性。（二）教育和处罚的不同功能取向及其局限 作为确保行政实效性的两种不同手段，教育和处罚具有不同的功能取向，并各自具有内在的局限性。

首先，鉴于治安管理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危险性，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障实施[14]。（一）调整治安管理处罚及执行的设定 从整体上看，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着行政拘留的设定过多和惩罚强度较高，以及罚款及其执行的设定与教育目的不匹配等问题，应当合理调整治安管理处罚及执行的设定，以更加突出教育的作用。[4]（4）对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配置了训诫的教育措施，[5]丰富了公安机关实施教育的手段。再次，对于某些违法行为人，教育是难以起到作用的，需要通过实施惩罚来表达国家立场与实现因果报应。

（一）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萌芽孕育阶段 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治安管理处罚法。许多通过教育即可以改正的案件，却以处罚结案。

近代以来的违警罚法不仅呈现出较为强烈的管制思维，也展现了深厚的社会教化底蕴，特别是在处罚的性质、种类与幅度的变迁上，渐次揭示出行政法的基本属性。其二，处罚作为确保治安管理实效性的手段之一，具有行政制裁、心理补偿和警示教育的功能。（2）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适用对象设定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教育和处罚的适用对象具有同一性，表现出鲜明的重点思维。教育和处罚是治安案件办理中的两种基本手段，具有相互独立性，进而可以组合为教育、教育和处罚、以及处罚三种选择。

该法设定的行政处罚告知、听证等程序性法律制度，在条文设计上都更为侧重保障惩罚的效率，从而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教育的要求。此外，该条例还规定了对未成年人责令严加管教的要求，并明确了劳动教养的对象，[2]为教育的实现提供了手段支持。[6]该法对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立法设计更为兼顾实体与程序，具体表现为：（1）重申了教育优先于处罚的政策取向。如该条例第20条规定，对于确实不懂治安管理规则、自动坦白或者真诚认错的违法行为人，予以从轻或免除处罚。

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功能界定 为了促进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立法设计的改善，更好地保障治安管理的实效性，需要在回溯警察行政设立目的的基础上，考察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目的侧重点，进而明确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功能定位。[9]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

（一）警察行政的设立目的 警察行政的设立目的，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目的的设定具有决定作用，进而直接影响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功能定位。需要指出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技术上虽比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更为成熟，但由于具体规定中存在的短板，导致教育色彩在某种程度上显著减弱，使教育的原则性要求缺乏足够的实现手段。

过于强调惩罚的威慑效果，则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在个案中的适用就会有意或无意地被屏蔽。依据1928年国民政府《违警罚法》第20条的规定，训诫仅适用于自首的人[10]，但汪文玑指出，本法虽无明文，在事实上及利益解释上，余意亦得以训诫行之也[22]，也即训诫的适用范围不宜受到法条的限制，该观点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民政府1943年修订的《违警罚法》不仅降低了拘留幅度，也改语气严厉的训诫为申诫，其教化色彩更浓，故民国学者钱定宇对此评价道：且违警罚之目的，已非复寻求报应，而含有积极指导及规正人民生活之用意，适可收劝导之效[6]。如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第20条规定了对罚锾逾期不纳完者易科拘留的执行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条所设定的立法目的中，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侧重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注重对私权的保护，而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则向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行使提出了规制和支持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均衡公益与私益，《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将训诫设定为一种不同于警告的教育措施而非行政处罚。

（三）完善与教育相关的程序性法律制度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行政处罚告知、听证等程序性法律制度，都是承载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过程性装置。其次，教育是治安案件办理中人权保障的必然选择。

应当重视并改善这些制度中所蕴含的警民互动要求，以更好体现制度的教育功能。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第1款的规定，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只需告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

结  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需要由良好法治保障的社会治安秩序。如《大清违警律》设定了与刑律中拘役相似的拘留处罚，当时参与立法的钱定宇十分赞同降低拘留幅度，认为违警事属轻微，因此降低罚期，有利于使违警人‘勇于悛过，免导前衍'。

如1908年清政府颁行《大清违警律》，以期实现息祸患于未萌，期秩序之共守的目的[5]。教育措施的具体形式是多样化的，如可以与家庭、单位等共同实施帮教活动。注释: 【参 考 文 献】 [1]王贵松.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J].中国法学,2019(2):90-109. [2]史全增,解源源.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建构的理论反思与矫治——以公安行政执法为重点[J].公安学研究,2020(2):1-30. [3]杨庆宝.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不足与完善[D].长春:吉林大学,2013：17. [4]钟赓言.钟赓言行政法讲义[M].王贵松,等,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83. [5]沈岚.《大清违警律》立法源流探析[J].法学杂志,2012(2):15-18. [6]钱定宇.中国违警罚法总论[M].南京:中正书局,1947:77. [7]王琳.论法律原则的性质及其适用——权衡说之批判与诠释说之辩护[J].法制与社会发展,27(2):87-105. [8]陈俊豪.警察权的规制:自由与秩序的平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理论判断与立法完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2):111-117. [9]庞凌.法律原则的识别和适用[J].法学,2004(10):34-44. [10]熊一新,李健和.治安管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3. [11]【日】南博方.行政法[M].6版.杨建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21. [12]陈新魁.对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条款的反思[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158-171. [13]石向群.我国治安行政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84-90. [14]刘轶.论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律规制的变迁趋势[J].科技资讯,2015(29):196-197;199. [15]孙秀秀.边沁功利主义立法观探析[D].杭州:浙江大学,2017. [16]包涵.病犯之争：强制隔离戒毒制度的错置与纠偏[J].公安学研究,2020(3):38-56. [17]沈岚.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的演变——以违警罚法的去刑法化为视角[J].政法论坛,2011(4):179-186. [18]李春华.《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69-74. [19]【法】密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142. [20]段保伟.行政拘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济南:山东大学,2015：7. [21]王晶,张莉.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制定及其与刑法的协调[J].政法论坛,2014(1):149-156. [22]汪文玑.现行违警罚法释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5. 【注释】 [1]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57年）第6、7条等。（2）将前置教育无效作为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法定构成要件。

当公众不履行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所确定的警察义务时，便有必要确立直接或者间接地强制履行义务的手段，通过简易迅速的程序，确保行政的实效性[11]。其次，被侵害人通过对违法行为人受到惩罚的确认，心理上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抚慰。

然而，教育手段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未对教育和处罚的适用关系作出原则性的规定，但基于建国初期特殊的社会背景，该条例在立法设计上呈现出如下特点：（1）以1954年宪法为指引，在区分敌我矛盾的基础上，更倾向于用教育手段来预防和解决轻微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首先，教育具有预防违法犯罪的功能。如何更为有效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实质要求，是在治安管理领域实现良法善治的重要条件。

如在处罚的适用前提中多次出现不听劝阻的不听制止的经教育不改的等要求，[1]体现出侧重先教育后处罚的理念，并据以实现争取和教育大多数群众的目的。公开原则主要用于规制治安管理处罚的实施程序。其三，选择的手段应当遵循利益衡量的要求。因此，立法应当对特殊人群设定必要的后续教育措施，以激发其生成有益而高尚的情感，从而实现预防违法犯罪的目的。

法律通过法律原则将其所要表达的立法理念与价值取向贯穿于整部法律，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作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重要法律原则，在该法的制定与实施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并为该法立法目的的实现提供了方法性的指引。再次，教育是维系警民关系的良好手段。

因此，应当回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目的，充分借鉴国（境）外违警罚法的立法实践，重新考量行政拘留作为治安管理处罚方式的正当性问题。作为设定和规范治安管理处罚的专门立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目的理应更为侧重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这也是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秩序维护法仅将维护公共秩序，确保社会安宁作为立法目的是异曲同工的。

另一类则是以警察法规、通知、公告等规范性文件对不特定人所下达的警察命令，如警察规范设定的信息报告、禁止通行、不得喧哗等要求。[21] 其三，将训诫设定为一种教育措施。